要正确解释中国的增长，必须将城市化作为主要变量。城市是重资产的集合，城市化的启动资本是推动经济增长最核心的问题。现代增长的启动资本源于未来收益的贴现。独特的土地所有制，不仅使房地产市场成为中国最重要的资本来源，还推动货币实现从实物货币向信用货币的转型。从城市化的视角对中国经济增长加以复盘可以发现，在增长背后隐藏着围绕土地制度演变的逻辑链。
中国当下的经济形势乃是城市化发展阶段转型的必然结果。在城市的运营型增长阶段，包括考核标准、城市体系、债务创造以及违约债务处理等在内的城市经济政策需要系统性转变。针对地方政府债务，正确的解决办法是利用财务工具对债务进行重组，而管理好宏观流动性是中央政府的首要职责。为了减少不必要的决策错误，传统的城市财务理论必须彻底重写，只有基于现代增长的城市理论，才能指导城市完成转型，并指导高质量发展阶段城市的运营。
【文/赵燕菁】
引言
正如卢卡斯（Robert E. Lucas）在谈到增长问题时所说的， “这类问题所涉及的人类福利是如此惊人，一旦你开始思考这类问题，就很难再思考其他问题”。过去四十余年，中国经济的增长超出了包括改革开放设计者在内的所有人的预料，可以用奇迹来形容。“反常”的自然现象往往会带来自然科学的进步甚至革命，经济上的“反常”也应如此。中国当下的经济政策之所以陷入迷茫，说不清中国的增长动力是一个重要原因。不理解经济为何增长，就解释不了经济为何停滞。而一旦对问题做出错误的解读，就更看不到中国增长未来可能面对的机会和风险。
经济学解释的失败
迄今为止，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解释大多被装在“改革”和“开放”两个概念黑箱里。隐含的意思就是，中国的增长不过是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没什么特别之处。加入WTO 后，中国不过是在更大尺度上复制了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成功而已。这种解释初听起来很合理，但却无法说明为什么那些比中国更早推行市场经济、更早加入 WTO 的经济体（比如印度）没有取得和中国相同的经济绩效。于是，有人又开始猜测中国的“大崛起” 只不过是历史的偶然，甚至是所谓“低人权”逐底竞争的结果。似是而非的答案给人们一种错觉，似乎中国增长背后的原因要么是常识，要么是运气。
理论上的懒惰必然导致认识上的无知。针对中国经济增长问题，遵循错误增长理论给出的解释，结果也必然是谬误百出。一个一直被学术界故意视而不见和避而不谈的事实，就是整个经济学界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几乎完全失败。2002 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到 2020 年，国内生产总值力争比 2000 年翻两番”，即经济总量达到 35.76 万亿元的发展目标。根据设想，到 2020 年人均 GDP 达到 3000美元以上。结果才到 2019 年，中国的 GDP 已经接近 100 万亿元，人均 GDP 超过 1 万美元。当初参与提出这一目标的很多经济学家今天依然在世，迄今没有一个人出来反思一下为什么当年的预测会错得如此离谱。
2009 年张五常在《中国的经济制度》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张五常之问”——中国一定做对了什么？他给出的解释是“ 县际竞争”与“合约结构改革”。该理论与钱颖一和许成钢、温加斯特等学者在 20 世纪 90 年代提出的“ 市场维护联邦主义”（market-preserving federalism）、周黎安提出的晋升与经济绩效挂钩的“政治锦标主义”等微观理论类似，只能解释为何一个地区比另一个地区发展得快，却不能解释宏观经济的增长。
城市化与工业化是现代化的主要驱动轮。如果要正确解释中国的增长，就必须把城市化作为推动增长的一个主要变量。没有城市化，破解中国增长的难题就会缺少最关键的一张“拼图”。
著名的标语牌“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是1982年在深圳蛇口公开竖立。45年过去，这块标语牌依然矗立于改革开放的地标南头半岛的微波山下。标语牌左边的大楼，就是招商蛇口工业区办公楼。图片来源：广东省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
公共产品与城市化
假设一个由三个需要不同生产要素（a、b、c 和 gp）的企业（A、B 和 C）组成的市场，如果其中一种要素（gp）是所有企业都需要的，那么这种要素就会成为公共产品，而专门提供这种要素的市场主体就是政府。公共产品可以极大地减少其他市场主体的初始成本。比如，所有企业都需要用电，但每个企业自己建设发电厂显然是不可能的；所有家庭都需要学校，但独自建设学校却是单个家庭无法负担的……如果公共产品由政府提供，那么其他市场主体就可以实现轻资产；而政府则通过税收，覆盖提供公共产品的成本。公共产品的市场模型如下图所示。
公共产品市场模型图解
由于公共产品的一次性固定成本很高，因而其生产高度依赖规模经济。作为公共产品消费者的市场主体（企业和居民）必须在空间上集中，才能确保公共产品被低成本提供。从消费侧来看，这个人口集聚的空间就是城市；从生产侧来看，城市则可被定义为“交易公共产品的场所”。在传统的经济理论中，城市化常被视为工业化的结果。但从公共产品的视角来看，城市化是工业化的前提——没有政府提供公共产品，任何企业的大规模生产都不可能实现。我们甚至可以说，工业革命之所以能够出现， 在很大程度上是城市化的赐福。
既然城市化如此重要，那么为什么至今仍有很多国家没有实现大规模的城市化？这是因为城市是所有商业模式中最重资产要素的集合，城市化需要巨大的一次性投资。如此一来，城市化的启动资本也就成为推动经济增长最核心的问题。在传统增长模式下，所有资本都源于过去剩余的积累——要么压缩自身的消费，要么掠夺别人的剩余。消费压缩的下限，就是城市化的上限。这就是为什么前现代社会的城市化一直维持在很低的水平。根据赵冈的研究，中国历史上的城市化水平长期维持在 20% 以下，中国各历史时期的城市化水平如下表所示。
中国各历史时期的城市化水平
而在现代增长模式下，所有资本都源于未来收益的贴现，这就需要强大的资本市场。资本市场为金融提供信用（ 抵押品），极大地扩大了资本的总规模。可以说，资本市场的出现是经济增长从传统增长转向现代增长的关键。没有强大的资本市场，就不可能有城市化。没有城市化，也就没有工业化和经济增长。
不同的资本市场服务于不同市场主体的融资需求。国债贴现的是中央政府未来的收益，服务于中央政府；股票贴现的是企业未来的收益，服务于企业；信用卡贴现的是个人未来的收益，服务于个人；房地产贴现的是地方政府和家庭部门未来的收益，服务于地方政府和家庭部门。地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可以依托未来的税收发债，但由于税收原则上遵循“以支定收”的平衡预算规则，能用来还本付息的财政收入有限，无法成为有效的抵押品； 而道路、公园、学校大多是“免费”的，流动性很差，也难以成为合格的抵押品。
20 世纪 70 年代末才开始改革的中国，既没有发达的股票市场，也没有强大的国债市场，更不能对外掠夺……而独特的土地所有制，意外地使房地产市场成为中国最重要的资本来源。地方政府主导的城市化也因此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力量。城市化之所以具备这样的功能，是因为公共产品配套好的住房和土地有着很好的流动性，特别是由于中国没有财产税，容积率本质上可以视作地方政府的“权益”，相当于其发行的“股票”。房地产也就成为地方政府为城市化融资的最主要工具。正是因为强大的房地产市场为地方政府提供了一个贴现未来收益的资本市场， 几乎每个城市都在大兴土木，中国城市因此日新月异。可以说， 正是因为有了土地金融，中国才有了高水平的基础设施。地方政府才能通过招商引资推动工业化，中国制造才可能席卷全球。
除了通过土地进行“股权融资”，更重要的是，地方政府和家庭部门通过将土地和住房作为抵押品向银行贷款，推动货币完成了从实物货币向信用货币的转型，中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信用货币内生的大型经济体之一。在传统的理论看来，土地收益是地方财政的自由现金流，殊不知土地运营的重点其实并不是“土地财政”（land fiscal），而是“土地金融”（land finance），也就是通过土地撬动的各种借贷。由此募集的大量资金，才是中国经济增长最直接的动力。房地产的相关权益构成了中国地方政府和家庭部门资产负债表的主要部分。
中国城市几乎所有的公共产品，都是依赖土地金融提供的。没有土地金融，就没有中国的城市化；没有城市化，也就没有随之而来的工业化；没有城市化和工业化，也没有中国的经济增长。基于土地收益的“金融联邦主义”（financial federalism）相较于“财政联邦主义”（fiscal federalism）能更好地解释中国的增长。在这一框架里，县际竞争、行政发包制以及政治锦标赛都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解释变量，而是被增长解释的变量。
可以说，中国独特的土地制度，造就了独特的“土地金融”。而“土地金融”就是中国比其他更早实行市场经济、更早对外开放的发展中国家，能更快实现经济崛起的真正奥秘所在，也是“中国增长”不同于“其他增长”的差异所在。与其他增长解释不同，应用这一理论不仅能解释中国经济过去的增长，也能解释现在的停滞。
1987年12月，在深圳举办的全国第一宗土地拍卖会现场。深圳市档案馆
解释中国的增长
为使前面的分析更具说服力，下面我们从城市化的视角来对中国经济的增长加以复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历年的经济增速如下图所示。从中可见，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解读有三个主要的节点：第一个是 1978 年举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第二个是 1992 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第三个是 2001 年中国加入 WTO。
中国历年的经济增速 资料来源：CEIC 数据库。
在第一个节点到第二个节点期间（1979—1990 年），中国经济的增长是相当平缓的，并没有显示出相较改革开放之前显著加速的迹象（见下图）。鉴于 1978 年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差距最大的一年，这一时期的增长仅仅维持在与世界的差距没有继续扩大的状态。但从土地制度演进来看，这一时期有两个重要的事件为未来的高速增长埋下了伏笔。一个是 1982 年推出的“八二宪法”，其中第十条第一次从法律上明确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 另一个是 1987 年，深圳特区第一次以拍卖的方式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
增长的制度准备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前者作为中国独创的制度，使得中国地方政府垄断一级土地市场成为可能；后者引发 1988 年宪法修正案正式确定国有土地使用权可以有偿使用。两者为城市土地资本化奠定了基础，通过土地出让获取土地收益使得中国房地产市场的金融属性远超通过财产税获取土地收益的其他国家。可以说宪法差异是导致中国发展模式不同于其他国家发展模式的最底层制度，也是其他国家无法复制中国增长模式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