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你不能按你想要的方式搭建这个世界，世界于你又有何用？

——托妮·莫里森《爵士乐》

我试图跳脱出自己杂乱的思绪，但所有尝试都是徒劳且荒唐的。

我试过去宠物乐园跟动物玩，试过跟着一个操英国口音的AI语音助手学习冥想。我囤过一种名为“脑仁散”的三无营养粉——感觉自己的脑仁确实散成渣了。在过去的这几年里，“无名恐慌”成了我在网上搜索最频繁的词条，仿佛只要将感受输进机器，这种情绪就会消失一样。我大量收听有关女性“情绪失控”的播客，那些不介意把“发疯”写在额头上的人让我一度又烦又爱。我心想，能让自己失控一定很爽。我在情绪调理方面做过的最戏剧性的尝试，也不过是在没有光污染的西西里天空下采草药。那里种草药的农户还对我说：“这里夜晚的星空感觉离人很近，仿佛星星随时可能掉进你嘴里。”这话倒是让我的心提到嗓子眼儿了。不论效果如何，我已经尝试了我能想到的一切方法，以便逃离这新一轮“咆哮的二十年代”里已成为我生活日常的过度疲劳与内耗。近十年来，我一直都觉得自己在经历一种心理健康危机，也一直在试图对其进行理性的解释，为此我不放过任何机会找寻新的视角。

2024年，美国知名语言学家、作家、播客主播阿曼达·蒙特尔在签售自己的新书《脑补时代》

每一代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危机。对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人来说，他们的目标是从实体暴政中获得自由——争取投票、学习、工作、发动倡议的平等机会和权利。这些都是实打实的危机。但随着世纪交替，随之而来的是我们内心的挣扎。矛盾的是，当人类作为群体取得的进步越大，我们作为个体感受到的不适就越多。

于是，有关心理问题的讨论也越来越多。2017年，《科学美国人》杂志宣称，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民众的心理健康状况每况愈下，自杀率达到了3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四年后，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的一项调查发现，42%的年轻人在近两周内因为过度悲伤或绝望而无法正常生活。美国精神疾病联盟的报告称，在2020年至2021年期间，他们求生热线的来电增加了251%。我们生活在所谓“信息时代”，生活却似乎失去了意义。

我们成了孤岛，无精打采，在屏幕前精疲力竭；我们打着“边界感”的旗号，像切除肿瘤一样割舍与亲人的联系；我们无法理解别人的选择，甚至也无法理解自己的选择。时代的齿轮出了故障，我们极力避免卷入其中。1961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弗朗兹·法农（Frantz Fanon）写道：“每一代人应该在相对的晦暗不明中，发现自己的使命，完成它或背叛它。”看来，我们这代人的使命与思想有关。

我在撰写一本有关邪教的作品时，开始着迷于现代非理性这一概念。那是2020年，在当时特殊的生存困境中研究邪教式的影响机制，为我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从各个侧面理解21世纪的癫狂。

自千禧年以来，人类不仅把全世界打造成了充满欢乐的超大型购物中心，还变着花样地离间彼此——边缘阴谋论已经成为主流。名人崇拜达到了超越想象的顶峰。长不大的“迪士尼成年人”和鼓吹“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的狂热分子都一头扎进怀旧情绪，沉浸在对过去的幻想中。错位的观念五花八门，有的怪诞，有的好战，但有一样是肯定的——大家都感受到了对当下的把控力正在减弱。在我看来，唯一能解释这种全民奇谈怪论的就是“认知偏差”——由于人类大脑处理周遭信息的能力不完善而形成的自欺欺人的思维模式。社会科学家们在20世纪定义了数百种认知偏差，而在我的调研中，最常被提及的是“确认偏差”和“沉没成本谬误”。只需稍微细读其中的一些研究，你就会清楚地发现，这个时代的思潮普遍都不合逻辑。比如拥有硕士学位的人安排行程要先看看是不是水逆，又如我们的邻居会因为一个穿着阔腿裤的YouTube主播说打疫苗会“导致DNA退化”，就拒绝接种。认知偏差也解释了我自己的一系列非理性行为——一些我永远无法给出合理解释的个人选择。比如在二十岁出头的时候，非要坚守一段明知会给自己带来痛苦的感情，又如总因为自己假想的冲突在网上引来骂战。我想要厘清这千头万绪。我想去理解，我们作用在自己心理上的这些小伎俩，是如何与信息过载的环境相结合，造就像健怡可乐加入曼妥思那样的失控反应。

自打人类第一次开始进行决策，我们的头脑就一直在欺骗自己。光是来自自然界的信息就已经多到让我们无法处理了——若想精确地对每根树枝的颜色和形状进行编目，以便了解它们，怕是耗费一个人一生的时间都不够。因此，早期人类的大脑就创造出了一些捷径，让我们能够笼统地理解周遭环境，满足生存的需求。人类心智从来不是绝对理性的，而是根据资源保持相对理性（resource-rational）——旨在协调我们有限的时间、有限的记忆存储空间，以及追求价值感的行为冲动。几个世纪后，人类要处理的细节信息和无数要做的决定就像五彩纸屑或霰弹一样在大脑里爆炸。我们不能奢望去深入研判每一个数据点。因此，我们往往会仰仗祖先们创造的巧妙伎俩，这些思维捷径我们用得如此不着痕迹，以至于我们自己都几乎意识不到它们的存在。

面对突如其来的信息过剩，认知偏差导致现代人想得太多或想得太少，且思考的内容往往是错误的。我们总是徒劳地纠结于无意义的胡思乱想（都怪Instagram平台，为什么要推荐我关注讨厌的前老板？是宇宙恨我吗？），却匆匆略过了那些更值得关注的复杂议题。我不止一次在网络激战的斗智斗勇中迷失了方向，尽管只是探讨一些理论观点，但当我停下来喘口气，身心就像是刚刚经历了新石器时代与猛兽的搏斗。《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源自内心的呐喊：美式母职的不可持续性》（Screaming on theInside: The Unsustainability of American Motherhood）一书的作者杰西卡·格罗斯（Jessica Grose）在2023年说：“我认为，只因人类过去100年在科技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我们就觉得一切都是可知的，这种想法既无聊又傲慢。”那些曾经有助于我们的心理错觉正在被我们的大脑滥用，因此我要称这个时代为“脑补时代”（Age of Magical Overthinking）。大致而言，魔力思考（magical thinking）就是相信一个人脑子里的想法可以对外部事件产生影响。我第一次接触这个概念是因为琼·狄迪恩（Joan Didion）的回忆录《奇想之年》（The Year of Magical Thinking），这本书生动地展示了悲伤的力量之大，以至于最善于自省的人也会被它蒙蔽双眼。通过将世界神话化，来试图“理解”它，是人类独有而奇特的习惯。在极度不确定的时刻——遭遇配偶的突然死亡，或是你死我活的选举季，原本“理智”的大脑就会开始崩溃。魔力思考是人类自体的修复工具——有人相信单凭“画饼”就能摆脱经济困境，有人相信学会自制黄桃罐头就能扛过世界末日，光靠正能量就能躲过癌症，也有人相信只要有信念，就能将一段虐恋转化为充满希望的蜜恋。虽然魔力思考由来已久，但过度“脑补”在当下这个时代显得尤为突出——这是我们的天生迷信、信息过载、集体孤独，以及资本主义重压下想要“无所不知”相互碰撞导致的结果。

2014年，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说：“我们能实践的最基本的激进主义就是在这个充斥着幻想的国度里踏踏实实地生活……做到面对现实，不自欺欺人。”我们要尽可能地去意识到心智的自然偏差，看到其中的精妙和愚蠢之处——我相信，这应该是我们这个时代共同的使命之一。我们可以任由认知失调使我们屈服，又或是，我们也可以在逻辑和情绪之间荡起秋千。我们可以做好终身修行的准备。学会接受犹豫不决可能是度过这场危机的唯一途径。对认知偏差的探索恰恰在这方面帮到了我。写这本书比在西西里岛观星更能让我感受平静，脑袋里的嗡嗡声终于被控制在了我能忍受的分贝水平。

佛教禅宗里有“公案”一词，意为“无法解决的谜题”：它让人们打破固有思维，以揭示更深层次的真理，重组碎片，以创造新的事物。我写下这本书，作为一份渴望，一次罗夏测试，一场广而告之的分享，一封写给心灵的情书。它不是一种思想体系，而更像一段公案。如果你对别人的思维能力几乎失去了信心，或者做出了很多你甚至无法解释的可疑判断，我希望这本书至少能帮你开始整理思绪。让这本书打开我们脑海中的一扇窗，让和煦的微风吹进来。希望它帮助你平息内心持续已久的杂音，甚或发现其中隐藏的旋律。

本文摘自《脑补时代：非理性如何支配现代生活》一书，澎湃新闻经出版方授权刊载，注释从略。

《脑补时代：非理性如何支配现代生活》，【美】阿曼达·蒙特尔/著 张含笑/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长江新世纪，2026年5月版

来源：【美】阿曼达·蒙特尔 张含笑/译